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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日本14年的统治中，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开始了更为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通过极力推行殖民地的经济统治政策，垄断东北经济、掠夺东北资源，把东北特别是辽宁变成了他们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地。还把东北的教育作为其对东北人民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
九一八事变时占领抚顺县公署的日本宪兵
在伪满洲国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日军不仅在物质上对中国的百姓进行限制和盘剥，还在精神上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不管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全部充斥着日本的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
一、吃大米成了“经济犯”
故事一：警察突然变“胡子”，吃肉都成了经济犯
讲述人：王树峰，1909年出生于河北昌黎，后迁居沈阳，见证了九一八事变，事变时在烧锅（烧酒）作坊里做杂工。现居沈阳，已年过百岁。1925年，16岁的王树峰从河北昌黎来到沈阳，在一家距离沈阳城30公里的烧锅作坊里做杂工。在上个世纪初期，烧锅作坊是大户人家，有钱、有院，甚至还有自己的枪炮、炮台和炮手，因为当时的东北胡子（强盗）比较猖獗。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岁的王树峰跟几个伙计一起在院子里收拾。突然，从东边传来一声巨响，王树峰被吓了一跳，刚刚还昏昏欲睡的大脑一下子就清醒了。这是怎么回事？伙计们凑到一起激动地谈论着，每个人心里都没底。后来“风声”传了进来，是日本人打进来了！已经打到北大营了！那一夜，王树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天亮后，当地的警察进了村。他们拿着枪抢劫杂货铺。村子里的秩序顿时乱了。这还了得，这不成了“胡子”了吗？村民们十分害怕，都跑到相对安全的烧锅作坊大院里。作坊马上组织炮手到炮台上守着。
王树峰还记得，从那之后，大家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日本人占领了沈阳，也渐渐统治了整个东北。在每个地方、每个机构里，都会有一个日本人做头子，剩下的中国人要听从命令办事。老百姓每天只能吃粗粮，吃大米、吃肉都成了“经济犯”。在这种情况下，王树峰所在的烧锅作坊维持不下去了。他后来在一家洋蜡铺子找了一份杂活，开始了漫长且煎熬的亡国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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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我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
讲述人：柳春，伪满时期在大连读书，摘录其在2002年《纵横》杂志的文章《我在伪满时期的学生生活》。
日本学校学生中午饭必须带大米饭。当时的大连, 大米是专门配给日本人吃的, 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没有资格吃大米的,只能吃苞米和高粱米。在日本学校念书的学生, 能得到学校专门配给的每人每月15斤大米做带饭盒用。如果发现普通中国市民偷吃大米饭,就要被冠以“ 经济犯” 的罪名, 逮捕入狱。学校里还有一条规矩使人不能忍受,那就是每个星期都要吃一顿“日之丸” 御饭, 这一天只许带一盒米饭不许带菜, 而且必须在饭正中间放一颗酸红梅,一盒饭白白的,正中一个红梅, 就像一面日本国旗一样。目的是叫你吃了这一顿饭不忘日本天皇, 不忘所谓的“ 大和精神” 。饭前要静坐,低头祈祷, 保佑天皇, 保佑日本皇军打胜仗。可是我们班里的中国同学却都在心中骂日本人, 偷偷诅咒“ 小日本快完蛋吧”。
那年我的小妹妹刚刚出生，因当时配给的粮食不够, 营养不良，母亲奶水很少（那时连苞米饭、高粱米也都吃不上了，只能吃杂粮和鼓子）。暑假时,母亲叫我回旅顺老家一趟, 从乡下搞一点苞米面和高粱米回来。我高兴地答应下来，心想就凭我这身日本学校的水手服,带点儿苞米面和高粱米一定不成问题, 怎么说也能混过来。可没想到小日本查得真严,我从旅顺回来到大连火车站出站台时，还是被车站的乘警给搜了出来。（当时奶奶和婶婶把苞米面和高粱米缝在一个长筒袋子里缠在我的腰上,藏在裙子里。) 我一心想把这点粮食要回来, 就哀求他们说是因小妹妹没有奶吃，而不是“ 走私犯” , 也不是“ 经济犯” ,希望他们能照顾一下, 我不是做买卖的。他们不但没还给我, 还打了我两个耳光。好心的中国乘客都吓得在后面拉我的衣服说快走吧,不然叫他们抓走可不得了。我只好哭着跑回家。从那以后, 每个星期在学校里吃“日之丸” 时我都舍不得吃完, 总要留一点回去给弟妹们吃,我的小妹妹最终因为奶水不够而夭折了。从那时起我更恨日本人了。虽然当时我也穿的是日本制服, 也有那么一点点特殊待遇,但还是要受欺压的。
故事三：满腹辛酸的老人们
讲述故事摘录于吉林日报，2010年采访东北当地老人纪录。
今年90岁的高振斌，12岁以前在山东农村放猪，之后随挑筐背篓的家人逃荒，落脚在长春东安屯油坊。17岁时日本人占领了长春，高振斌就读的德惠南街小学，完全变为奴化教育。日本教员把旧名为新京的长春说成是国都，把伪满说是小孩子的国家，并编成顺口溜让孩子背诵。同时把学日语定为主要课程，还进行政治教育。张昭申是高振斌班上的同学，对日本人的文化教育很憎恨，结果被管纪律的老师拿竹教鞭一顿暴打。有的同学家在农村，家里要上交公粮。交不上的，日本人培养的地头蛇就到他家打骂，弄得那位同学及家人吃不上、穿不上。过年过节，改善生活时，就靠种点小麦磨点面，乡上的保甲长、警长一旦发现，又罚又打，任何时候都不让吃大米白面。逢年过节磨面时，则要选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年年冬天穿不上棉衣，高振斌上学要经过乱死岗子，经常看见吃不上饭没法活的人，饿死后被扔在那。高振斌因为家里生活艰难，最后到油场挣钱谋生，当事务员挣点钱，买个粮，他在名为同和的油坊干了一年，最后与叔叔养鸡谋生。在当时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天天防着日本人抓劳工，高振斌的父亲、叔叔都被抓去修炮垒，都出过劳工。抗日胜利后，高振斌到铁路部门工作，生活才有了起色。
91岁的徐福住在九台市沿河街，他说日本在九台驻军地点叫西大营，常看到打枪的日本军人，老百姓很怕，每天看着日本军人、日本军旗，这种恐惧一直延续整整14年。九台的老百姓发现，装粮的车站异常繁华，路上的铁轮车的咯啦声一直响到1945年。这其间，徐福尝遍被奴役的滋味。日本人整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老百姓连走路都犯法，低头走就是思想犯。说话也犯法，说话莫谈国事，否则就是国事犯。吃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为了生存，徐福到长春打工，给日本人干活，就职在满探公司的松亭洋服店，给日本科长以上的人做活，地点在伪满中央银行附近。店铺掌柜是日本人，他挨过打，遭过抢，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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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塌的抚顺城墙（1938年）
梅河口市解放街有个远近闻名的老寿星，他就是108岁的高寿老人李士庭。说起往事，老人满腹辛酸。他的老家在河北省宁河县小丰屯，20岁左右时逃荒到关外，先后到苏家屯等地，最后落脚到海龙县山城镇，学了剃头手艺（理发），靠理发维持生活。日本兵侵占东北后实在太凶恶了，抢粮，烧虐，抓丁，牵个大狼狗满街遛，看谁不顺眼，就放狼狗咬人，咬得浑身是血，快断气了才罢手。有时把我抓去兵营给他们剃头，一个钱不给，一不小心碰疼了就挨一顿大嘴巴。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高粱米、猪肉、粉条，只能吃发了霉的苞米面。
二、由内到外的奴化教育
故事一：我既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后来又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工具
讲述人：张鹏云，曾用名张莹，男，汉族，1926年11月3日出生。辽宁省庄河市明山镇大营村人。离休前为辽宁省庄河市一中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于庄河国民高等学校、安东师道学校。日本占领时期曾在庄河县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
1934年，伪康德元年3月，我9岁，入小营初小，跟父亲读书。学校是四个年级的一个复式班，在小营屯西岗上，五间房，西头两间是村政府占用，东头三间是学校。课程有国语、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育。这时，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被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教学思想和方法。国语中有日本是“友邦”、“盟邦”、“日满不可分”、“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陛下”等等内容，竭力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思想，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推行奴化教育，使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只是“满洲人”。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了让我学习有所成就，在1938年2月，带我到距家45公里处的青堆镇高小读书。课程有“国语(日语)”、“国语(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每天早晨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洲国歌”，向日本天皇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遥拜。星期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由校长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等。课间操做所谓的“建国体操”。再也不像在初小时那样松散了。 日语、“满语”课内容中，有一些是日本进行殖民侵略的军人的传记故事，如丰臣秀吉、乃木希典大将、广濑武夫，有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或者炫耀日本胜利的“日本海战”等等，从小学起就用这些材料贯彻“日满一德一心”的殖民奴化教育，从而达到亲善日本的目的。“国史”课从满族先人肃慎、靺鞨、契丹的辽、女真的金、努尔哈赤的后金、皇太极的清讲到“满洲国”的建立，一方面只讲满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史不讲中原王朝兴衰更迭，以此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把东北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向我们灌输“东北向来就是满族等各族独立行使统治权的地区”，如辽、金、后金乃至大清和今天的“满洲国”。侵略者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目的就是教育我们这些娃娃，你是“满洲人”，你要感谢日本对“满洲国”建立做出的“无私”贡献，从而做日本殖民者驯服的“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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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强迫学生学日语
日语课和日语教育在课程中占突出地位。日语每周7课时，比“满语”多两课时，日本教师担任日语课还担任物理、化学、数学等课，全用日语讲解，日语成了教学用语。学生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就不能毕业。这就是日本统治者实行的日语“检定制度”。学生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的等级，日语不及格根本不行。侵略者更毒辣的是在“满语”、理化、专业课课本中，对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专有名词等都使用日本片假名拼音，在报纸杂志书籍中，也经常夹进这种拼音文字，造成中文面目全非。在语言中出现不少汉语和日语混杂的“协和语”，破坏了中国汉语的纯洁性。
与日语并重的是“国民道德”课。内容全是驯服奴化学生的“中坚国民”“学生本分”“报恩感谢”(指对日本侵略者)，美化傀儡政权的“皇帝即位”(指溥仪登基)，“天壤无穷之国体”，宣扬“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和“惟神之道”，信仰日本的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鼓吹“八紘一宇”，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
日本侵略者又公布五条《国民训》，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日本殖民者力图通过这些教育来摧残学生的民族意识，给其套上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皇道顺化”。每个星期一早礼举行升日、满两“国”“国旗”仪式，唱两“国”“国歌”。再由日本副校长宣读《即位诏书》或《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学生必须用日、“满”语背得烂熟。有时副校长只读开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余部分由学生集体背诵，日本教师深入到排列中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中拖出，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诵完后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星期二到星期五在早礼上，值星教师训话前，集体用日文背诵《国民训》。每月一日，要集体步行到城北25公里的老爷庙岭，参拜“日本神社”和“忠魂碑”(为死在庄河大地上的侵略者而立的碑)。
1941年，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大力推行法西斯军事教育，在校中增设“早训课”，派现役军官上尉宋煜恩为教官，以被抗联打伤残的退役上士车文业为助手，配发170支苏制连珠枪和相应配套的弹盒、皮带、刺刀、指挥刀、皮背包、信号旗、射靶、空包子弹和手榴弹等，一应俱全。《步兵操典》人手一册，要求掌握运用。每周三次军训课，每次90分钟。一二年级学生进行基础军事科目训练，三四年级进行战术训练和实战演习，强调“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命令，违者非打即骂。教官训话讲：“军训课合格的，国高毕业生入伍直接当班长，大专毕业生入伍可以当排长授军官衔”，道破设军训课目的就是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军事后备力量当“炮灰”。军训中，同要求军队士兵一样，特别严厉，动作错误、迟缓，车文业便拳打脚踢。对众多不合格的，命令互相对打嘴巴子；全部都不合格的集体罚单腿独立，另一腿伸向前方，像走正步似的，时间一长都累倒在地，还要重新站起，或罚做俯卧撑百余次，或罚匍匐前进100—200米，并称从处罚中，强化体质锻炼。达不到要求的、落后的都要遭毒打。他没有文化，讲话完全是命令式，是个典型的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忠的法西斯分子，我们都恨骂他为“打人狂”“车傻子”(1948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在军训课中，学生受到极大伤害，每次都累得筋疲力尽，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都把军训课称为“鬼门关”。
更令人心悸的是在学校实施下级生必须服从高年级生的“军事等级制”。路上，低级生遇到上级生要行举手礼，否则上级生可以就地训斥或打骂。我因自习迟到被高年级值星学生斥责，我说明原因分辩，就以不服从上级生为由，遭众多上级生毒打，打得我鼻青眼肿，班主任老师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安慰劝告我再不要“犯傻”而了事。低年级生对此都敢怒不敢言，造成学生不怕老师，而怕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日趋失败，在教育上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在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强迫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为其侵略战争效劳。一二年级常被强行停课，去修战备路，到日本开拓团挖沟修渠，干农话等，学生成了战时的“劳动军”。三四年级挖防空洞，修建军事设备工程。“勤劳奉仕”成了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
1942年，我在国高三年级。10月，伪满第八军区司令姓刘的少将率领着校尉级军训教官、助手及司令部参谋等一行三十多人组成的军训检查团，轮流到伪安东省下属六县一市的国高、师道学校，检阅军训课，进行成果评比。内容有全校学生的阅兵式、分列式，一二年级学生的基础军事训练科目，三四年级的野战演习。讲评排出名次，作为考核军训教官、助手的成绩，依此作为晋级增薪的条件。因此检查前的一个月，学校下午完全停课，滚爬在训练场或田野上。临近检阅前一周，三四年级走读生，早四点钟必须到校，参加实战训练。往西到9公里的打拉腰港，往东到7公里处的大小岗子，沿途进行有关实战科目演练，有时急行军奔跑，有时攻打“敌人”阵地，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与敌遭遇抢奔山头打遭遇战……不管水塘河流、洼烂泥地，听到教官命令就得爬下或趟过去。军训教官为获取好成绩，不顾学生死活，拼命地催赶，风雨无阻，每天早晨空腹往返都在10公里左右，累得筋疲力尽。训练中如未达到要求，回校后就集体罚跪在操场上，经常有学生连饿带累休克。
从此，每年10月军训课检阅评比，成为例行。全校学生都要艰苦地撑过这一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学生在校内受军训教官和高年级学生凌辱，在校外还常挨日本守备队军人打，学生成了“皇军”的手垫，回校报告给老师也没有用。一次午饭后，我和同学吕其平刚出校门，就被三名日军以没有给他们行礼为由，堵住打嘴巴子。我俩的痛叫，惊动老师和工友，跑出来才解脱了我们。老师们气愤地向日本副校长藤琦汇报说："皇军’在校门口打学生，太不像话了。”藤琦却说：“谁叫他们冲撞‘皇军’呢，该打。”有文化的中学生都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何况平民老百姓呢？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们把中国人视为“猪狗”，怎么样对待都可以。
1945年1月，我被庄河县教育科分配到距家18公里的大郑村国民优级学校任教。上任前父亲教育我说，到校后要尽心尽力教好学，绝不能糊弄人，有损于自己的德性。清夜扪心自问，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当老师最起码的条件。3月1日开学，我教高小一年级，兼作学校训育主任。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充当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工具的生活结束，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新的教育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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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二：我厌恶透了奴化教育
讲述人：臧永昌。摘录于齐深红专栏《伪满洲国学生口述历史》
每天朝会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官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用以强制灌输忠于伪满洲国和“大日本帝国”，忠于伪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坚定对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图让中国学生彻底忘掉中国。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1935年伪皇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的不下数百遍，以至事隔六十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我上国高时，每星期一还举行“诏书奉戴日”。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其实只是将两间教室中间的活板墙打开的一个大教室)肃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师从存放处将装在圆筒里的“诏书”取出，放在一个日本式的木质祭器上，捧着走往讲台，全体师生按口令向这东西行注目礼。到讲台时交给校长或其他有资格的人，这个人像接受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样，谨慎小心地接过来。这时候，全体师生听口令，一齐行九十度鞠躬礼，当时叫做“最敬礼”。随后将卷着的东西从筒子里取出，从左向右打开，然后轻声朗读。若是日本人念，取来的就是日译本，如果是所谓“满系”人念，取来的就是汉语本，多数时候是念《回銮训民诏书》，有时候念《国本奠定诏书》。每周一都是这么折腾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一年四十多个小时，四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小时，这不仅是让青少年时代多少宝贵的光阴就这样白白被荒废掉了，而且是反来复去灌输骗人的谎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满协和”的烙印。
上学时要向日本天皇和溥仪的画像鞠躬
记不得是1942还是1943年了，伪政权公布了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撰写的所谓《国民训》，一共五条，有汉文和日文两种。各机关、各学校必须在每周一朝会时集体朗读，学生每天朝会都必须集体读。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与几乎前后颁发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一样，我对这个胡说八道的所谓《国民训》从心眼里就讨厌。
日伪为了灌输奴化思想，唱殖民地歌曲也很普遍。首先必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从谋划和占领我东北全境时候起，就已经当作了自己的领土，打算长期霸占。但是，为了欺骗东北和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才建立了伪国、伪政权、立了伪执政、伪皇帝，而且在所谓《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中将其装扮得似乎真的是一个独立国家，与日本真的是平等友好的邻邦。这样的奴化教育也表现在歌曲上。我念小学时候学过一支儿歌《乐园大满洲》，歌词是：
“好朋友，好朋友，
大家牵着手，
同向乐园走。
乐园在何处，
就是新兴国家大满洲”。
还学过一支《建国运动会会歌》，歌词是：
“滔天胡沙吹去了，
风和日丽杏花开，
晴空荡漾春光好，
新天地内何快哉。
这般大的新生命，
辟开大地涌出来”。
这些歌曲也都是把伪满洲国装扮成新兴独立国家的模样，都以欺骗东北人民及其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为目的。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疯狂，就不惜把这种欺人的外表撕掉了。在伪皇溥仪的《国本奠定诏书》中就明白地说：伪满洲国之得以建立和存在“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就是说，伪满和日本一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所以才由张景惠用所谓的《国民训》公开训令东北人民崇拜天照大神。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歌曲上。1942年，伪满洲国庆祝所谓建国十周年时候的《建国十周年纪念歌》中就有“八紘一宇奏钧天”的歌词，意思是我东北地方也属于天照大神生成的“八紘一宇”，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后于1942年又编出一首“国歌”，取代旧“国歌”。歌词是：
神光开宇宙，
表里山河壮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荡荡莫与俦。
永受天祜兮，
万寿无疆博海讴。
仰赞天业兮，
辉煌日月侔。
这就从根本上说，连东北地方自古以来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开(的)宇宙”了。若非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东北肯定会像朝鲜一样直截了当地被日本吞并。
伪满学生既然非常讨厌殖民地歌曲，爱玩爱唱的青少年当然要别处寻满足。那时候，书店和商店为了赚钱，大量出售上海周旋、龚秋霞、李丽华、陈云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照片，这些有中国形象的东西对青少年有很大吸引力，价钱又不贵，许多学生就象如今的“追星族”一样搜集，自己或和要好的同学在家里学唱，以满足文娱生活的渴求。这也是伪满时青少年抵制奴化教育和怀念中国的一种表现和心理反映。
我厌恶透了日伪的奴化教育，课余时间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每每读到深夜，甚至把书带到学校，在课堂上冒着危险放在膝盖上偷偷地看。当时，盖平城无书店，有两三家杂货店、文具店带售少量书刊。我买书的好去处，是几十华里外的商埠营口市。那里的书摊有从上海偷运过来的进步书籍。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营口日本宪兵曾大肆拘捕“反满抗日分子”，但也没有杜绝掉书摊上暗中贩卖进步书籍。当然，买卖时要防备日伪警特的耳目。
读了许多文学书籍，情不自禁地写起文学作品来。在写作中，我以象征含蓄的手法，抒发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怀念祖国的思想感情。我用臧晶、臧青镜为笔名在《康德新闻》日报副刊《新文坛》、《康庄》、《新满洲》杂志，大连《泰东日报》文学副刊上，先后发表了《童年的回忆》、《学校里的老鳏夫》、《海之赠礼》、《家园里的孩子》、《孩子们别了》、《迢遥寄》、《仲秋夜》、《雁南飞》、《同院的一家》、《张半仙的故事》、《白华和丝丽》等小说、散文、诗歌10余篇。
我和盖平另两个国高中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建立了友谊。在盖平女高，有侯赓芝、穆玉琦、姜静芳等；在盖平一高，有李昌毓、杨世绵、孙世藩、门恩义、李吉恒、赵廷魁、高玉元等。我还和瓦房店国高的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石攻等有了来往。特别幸运的是我认识了进步作家于家麟（驼子）、鲁启智（华青，王道书院学生）、喻庆龄（铁汉，《新潮》杂志社编辑）。经于家麟介绍，我又认识了社会上爱好文学的爱国者王夕澄、门文东、王矜人、张可恩、孔庆举等以及张继宽（吉林师大学生）。他们都是反满抗日秘密刊物《行行》、《星火》的同人，秘密集会“消寒雅集”的参加者。在我认识的女高、一高的学生中，有些是共产主义者、革命作家花喜露在熊岳教高小时的学生。他们把从花喜露那里借来的进步书籍转借给我，于家麟、王矜人、鲁启智和他的弟弟鲁启仁（凤城国高毕业生），也把他们的藏书借给我看。
我把读过的鲁迅、巴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也借给同班好友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王永泰。我把我们几人写的散文和诗编成《盖平二高学生作品特辑》寄给《康德新闻》副刊主编张罗先生。后来发表了。我们在课前课后，午休或星期天，往往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这谈那。我们谈起邓铁梅、苗克秀在九一八事变后率领义勇军打日本，从凤城打进岫岩，打到盖平附近的熊岳、营口、大石桥等地的英雄事迹，对他们被俘后誓不投降、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气概，很是敬佩！当谈到盖平的两个大汉奸冯涵清（伪司法部大臣）、金荣桂（伪奉天省长）背叛祖国、为敌效力的罪恶行为，我们恨之不已！
这样，在盖平三所国高学校的学生中，都有了一股暗中活跃着的爱国力量。他们在读进步书和文学写作中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友谊，还和外地的爱国学生有了联系，并且取得了社会上爱国人士的扶助引导，共同汇合起来，进行了反满抗日的爱国活动。
读书和写作的队伍形成了，而且建立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上，并拥有许多进步的书籍，这就具备了成立一个抗日爱国的读书组织的基本条件。秋天到来时，于家麟、王夕澄、王矜人、李昌毓和我研究，决定成立“读书会”。在这个秘密的爱国组织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密切友谊，相互勉励。我们确定，和这个组织发生关系的，必须可靠。实际上，读书会成立之前，它的活动己进行了，在20余人中传阅了百余本进步书籍。
三、劳工们的悲惨命运
故事一：噩梦般的“勤劳奉仕”
讲述人：刘成仁，男，汉族，1922年5月3日出生。籍贯：辽宁省辽阳市。1929—1935年，在沈阳、锦州铁路扶轮小学校学习；1936—1940年在海伦、哈尔滨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习；1941—1945年8月15日，在伪满建国大学学习(前期已毕业)；1945年8月—9月在公主岭市组织青年工作，参加“自强会”；1945年10月后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公主岭市工作；1946年4月后在军队院校学习，后担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政治主任教员等工作；1977年9月转业，先后在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大连铁路学院、辽宁师范学院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离休。
“勤劳奉仕”翻译为中文就是勤劳效力、勤劳奉上或勤劳奉献。说白了就是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东北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它的实权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通过伪“满洲国”来发号施令。他们在教育方面不仅用奴化思想宣传教育东北人民，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良民”，还用冠冕堂皇的名义—“勤劳奉仕”来利用东北人民的劳动力。可见“勤劳奉仕”纯粹是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卖力的。
1940年前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中新设立了一个部—“勤劳奉仕”部，指挥和部署东北的“勤劳奉仕”工作。首先，每年将征兵中检查不合格的人员,当时一般人称之为“国兵漏子”，编为“勤劳奉仕队”，分配到各地从事一定时间(至少一个月)的繁重劳动，政府只供给食宿。从1942年开始为了利用在校的学生作为劳动力，在大、中、小学校中也实行了“勤劳奉仕”制度。中小学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较短些，大都在学校附近，早去晚归做些临时性的劳动。各地大学的“勤劳奉仕”是集体活动，在时间上每次至少一个月，各学校的劳动地址和劳动任务也有所不同，劳动的强度也是很大的。
我在伪满建国大学时，共参加过四次“勤劳奉仕”。
第一次“勤劳奉仕”在1942年6、7月间，当时全校共有五期的学生，除一期生即将毕业外，其余二、三、四、五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吉林省东宁的森林地区，任务是修筑汽车公路。
第二次“勤劳奉仕”在1943年6、7月间，三、四、五、六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黑龙江省霍龙门的森林地区，任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
第三次“勤劳奉仕”在1944年间。我们第四期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永吉县金珠火车站附近，任务为扩建哈大公路，即从哈尔滨至大连的汽车公路。其他各期学生去的地址记不清了。
第一、二、三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均为一个月多些。
第四次“勤劳奉仕”在1945年4月初至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我们第四期的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公主岭市附近的飞机制造工厂。我和另一位同学分配在一个组装车间进行劳动。其后，让我们领着从开原和昌图国民高等学校来的两个班的四年级学生一起劳动。听说第五、六期的学生也参加了“勤劳奉仕”了。有的去沈阳飞机制造厂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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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各次“勤劳奉仕”的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具体的劳动情况。在森林地区就是砍伐森林和修筑汽车公路。就是先用锯在松树的下根部横锯一定的深度，再用利斧在根部的上面砍下一定的斜侧面，然后，用粗大的绳子挂在树的上端，在其左右侧面用人力将松树拉倒在地。待形成一定的距离时，再集中人力清理树根，将树根拉出来。其后，就是平整路面和用圆木桩子(有二人的，有六人的)打压路基，路基的打压以能通行汽车为标准。在公路的一定距离处还要修筑一个能容纳三、四辆汽车的暂停留处，以便汽车能对开过去。这些劳动完全是人工操作，每天消耗的体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森林中每天很少受到阳光的照射，总感到阴森森的难受，在风雨天更感到凉嗖嗖的。
霍龙门地区位于北纬50度左右和兴安岭的高原地带，六、七月间早四点来钟太阳就出来了，晚上九点多钟太阳才下山。因此，我们的“勤劳奉仕”在五点钟就出工，晚七点来钟才能收工，劳动一天下来是筋疲力尽，吃了晚饭就想睡觉。有的同学讽刺地说：这个鬼地方真是使用劳工的“好地方”。在金珠火车站附近的“勤劳奉仕”则是另一番情况，晴天时在强烈的太阳照射下劳动真是闷热难熬，每天尘土飞扬，汗流浃背，满脸上和耳朵中都是灰尘，下工时就变成一个泥土人了。
当时公主岭市飞机制造工厂是生产“敢死队”使用的小型战斗机。所谓“敢死队”即当知道有空袭时，它就飞上高空等待对方飞机的到来，一旦发现有对方飞机来到时，就从高空冲向对方飞机而同归于尽。这种飞机外壳是铝板，内壁是木制的，成本较低。我所在的组装车间就是做铝板间的联结的劳动。即一个人在飞机框架外边用电钻将两层铝板打通一个小孔，放上铝钉，由一个人在内部用铁块顶着铝钉，外边的人用电锤再把铝钉打平而固定起来。一架飞机铝板间的联结工作，真不知打了多少铝钉才能完成。每天就是做着这样单纯的劳动。我们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这个车间做套环同铝绳的联结劳动。即把铝绳套在套环糟内，再将铝绳分开小条用编织的工艺，把铝绳同套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样的铝绳同机翼和机尾相连，是飞行员控制机翼和机尾的动作。这种劳动也是极其单调而死板的劳动。由于这个车间整天总是电锤叮叮铛铛的燥音极大，震耳欲聋令人烦燥难以忍受。
伪满时期的劳工
这四处的劳动任务都是军事工程，都有日本兵的监督和严格的质量检查，如发现质量稍有不合格的地方，不是挨申斥，就是进行返工。在金珠地区是住在老百姓家中，还可以看看书或玩玩。在东宁、霍龙门森林地区和金珠地区修建汽车公路过程中，中国的学生们都希望天下雨，这样可以不出工了，可以休息一下。不过在森林地区是住在自己架起的帐篷里，一遇到下大雨时，帐篷内就下小雨。一则要躲雨，二则要用盆来接雨，被褥弄得湿乎乎的，几天都不好受。可是，在公主岭飞机厂“勤劳奉仕”中不论有多大的风雨天也得顶着风雨去上工，虽然我们都有雨衣，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都被雨淋湿了。到工厂后即使拧出雨水，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湿漉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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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奉仕”的食宿情况。首先，讲一下居住的情况。进入森林地区是没有老百姓的，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住。每到一处要在劳动的附近地方找到一处较平坦的地段架起帐篷。这要砍去杂草和林木，用细圆木或树枝子作底层，上面铺上毛草，放上行李作为休息和睡觉的地方。东宁地区森林中各种蛇类较多，有时蛇钻进帐篷内，首先发现的人就要惊呼打蛇，大家就得忙乎一阵子，如在夜间发生这类事，这一夜就很难入睡了。白天还有一种马蜂子，它比蜜蜂大一倍多，是专叮马的蜂，尤其好叮马的鼻子。马要是拴在树上时，马就往树上将它碰死，在行军过程中马就猛叫暴跳和向前跪，拉马的人是很难控制的。如果马蜂子叮在人的身上，立刻就起一个大红包，疼痛难忍，用药后也得几天才能消肿。在东宁和霍龙门森林地区都有满天飞舞的小黑虫，俗称“小咬”，得用树枝或毛巾挥打它。挥打一下，暂时没有了，不一会儿又很快地聚集在一起来袭咬人。小咬叮在脸上、脖子上或手臂上，虽然不太痛，但非常痒痒，用手一挠就红一片，更是痒痒得很，非常烦人也无法防御。后来我们看见日本兵的战斗帽的左右和后面都有半尺长的布条子，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小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好用毛巾勤挥打了。
我们再从饮食情况讲一下：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了。城镇的中国人的粮食配给是不够吃的。我们在“勤劳奉仕”中配给多少粮食不清楚。每顿饭到伙房领取定量的饭菜总感到不够吃，在森林地区中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记得有时只吃用燕麦做的饭，燕麦本来是日本兵喂马的饲料，人吃燕麦饭到口中滑溜溜的，很不好咀嚼，到胃里也不好消化。有时用大豆和高粱米或大米在一起做成饭，大豆煮的也不熟，也是不好消化的。至于蔬菜的供应由于运输困难更是稀少，菜中的油也是很少，吃咸菜的时候是较多的。吃这样的饭菜，每天劳动强度又是那样的大，当时同学们都在青壮年时期，所以在收工前都感到很饥饿。由于居住条件和饮食条件很不好，有不少同学患营养不良症，患腰腿痛、腹泻和感冒等病症。当时因缺医少药，患了病的人一时很难好转。在森林地区只好硬挺着，希望早日结束“勤劳奉仕”回学校去治病。有的人也因在“勤劳奉仕”中患了病，中途休学回家去治疗。
故事二：能活着，不容易
讲述人：幸存劳工周茂胜，辽宁省瓦房店人，1912年生，在他26岁即1938年时同其他14个木匠一起被抓走当劳工。先后在嫩江、佳木斯等地服苦役，最后被转送到海拉尔，直至抗战胜利才获得解放。同时被抓的15名木工到抗战胜利只剩下4人，其余11人全被残害而死。
我们干的活是给日本人修机场、盖飞机窝，干活慢便挨打。一起干活的劳工有上千人，来自各省的都有，瓦房店去的就我们15个木工。因吃不饱，活累，病轻的得坚持干活，病重的就被扔到山沟里喂了狼。日本人监管很严，我们住在席棚里，睡觉时都有日本人站岗看管。在这里修了两年半才完成，一起去的同伴已死去了七八个人。
劳工们食不果腹，受尽折磨
接着又把我们用火车送到佳木斯修军营，干了三年才完工。然后又把我们运送到海拉尔修飞机场，一干又是三年。住的地方是木架搭的席棚，是地窨子，四面透风，地上铺着茅草，夏天漏雨，潮湿阴冷，冬天冻得难以忍受。劳工浑身长着疥疮，奇痒难忍。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干活慢了便被日本人用刺刀、洋镐把打。大家怕被打死，就得拼命干。吃的却连日本人的狼狗都不如。每顿饭两小碗煮八分熟的高粱米稀饭，两块咸萝卜，饮水也不充足。有病也不给治。若病重就说有传染病，死了就扔到山沟里。
我们从被抓走当劳工，一直干了七八年，这些年日本人只发过三次黄胶鞋，只在冬天时发过一身棉衣，到五六月天热时还穿着棉衣干活，后来天气实在太热了，劳工们只好全光着身子干活；鞋子最后也破烂得挂不住脚了。到1945年8月日本人已经投降，没人管我们了，大家才知道日本人垮台了，开始往家走。这年冬月时，我才回到家。而同我一起去的15人，只有4个人活着回来，另外三个人有姓韩的、姓王的、姓刘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余11人全在当劳工期间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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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熬过了无休止的劳动也面临被毒死的危险
讲述人：郑福德，五岔沟的瓦房店幸存劳工；曹树德，1943年被征派到虎头要塞的幸存劳工。他们这批劳工在劳役期满，临结束前，日本人以改善生活为名给劳工们发了白面烙饼吃，却在里面放了毒药。
活干完后，日本人就说：“复县人干得好，给他们点细粮吃。”他们把面倒在石槽里和面，让伙夫做饼给我们吃。日本人在倒面时，往里面撒了些东西，被我们棚的人发现了，大家彼此知道后怕是毒药，都不吃。可是日本人经常到工棚里来，大家怕他们识破，就在烧火时偷偷地把饼扔进火里烧了。侯连元和山咀屯一个姓杨的及瓦房店西一个姓许的三个人嘴馋，认为日本人不会害大伙，饿得受不了，非要吃不可，谁也阻拦不住，结果他们三人吃后第二天就死了。其他作业场也开始大批死人，最多的一天死了48人，少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不等。我之所以知道这样详细，是因为日本人派我埋尸体，那些人全是由我参加掩埋的。当时劳工死了就在地上挖个坑，架上木材，把劳工尸体倒上汽油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在小木盒里。
日本人看我们工棚的人只死了3人，觉得既奇怪又不死心，一天派来一个叫八田的大夫到工棚，挨个问我们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大伙全往后退，不敢出声。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没怎样，只是这两天干活腰累。八田假装来捏我的腰，突然在我腰上扎了两针。当天下午，我的腰就开始又肿又痒，第三天开始溃烂，从针眼往外出水。五岔沟有一个姓冯的老太太常到工棚附近向劳工卖食物，认识我，就问我：“你怎么走路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把被打针的事对她说了。冯老太太立刻明白了，告诉我恐怕回不了家了。她很同情我，对我说：“我给你东西吃，可不是药，能不能治好你很难说，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要不我就没命了。”我吃了她的三粒小药丸后，第二天感觉好了许多。冯老太太就又给了我6粒，嘱咐我分两次吃，又教我用盐水洗针眼。我吃了冯老太太给的药丸，又按照她教的办法洗伤口，这才把伤治好了。至今我的腰仍留存着两个蚕豆粒大的针眼，清晰可见，每到开春就又痛又痒。
又过了几天，复县来人向日本人要求将到期的劳工放回去。大概是日本人怕不好向复县交待，不敢将我们全弄死。1941年10月，在对我们劳工强行搜身后，将还活着的劳工一二百人全放回来了。大家把行李都扔了，带上死去同伴的骨灰盒上了车。从五岔沟出发的火车挂有四五节车厢，我们工棚的60多人全在一节车厢上。临上车前，日本人还伪善地发给劳工每人一斤酒，让大家车上御寒。有了吃毒饼的教训，谁还敢喝？火车开动后，那些酒全被劳工们倒掉了，但仍不断有劳工死在了路上。我所在的工棚与我一起回来的劳工中，能想起名字的有拉山的田万贵、吴成贵等人。郑福德口述历史资料，2004年6月9日。
这批劳工们未吃饼的就没死，吃了饼后每天死亡二三十人，最多的一天死亡48人，足以说明是日军有意下毒造成的。在郑福德腰间还残留的针眼疤痕也验证了其口述历史资料的真实。
1943年被征派到虎头要塞的幸存劳工曹树德回忆：
虎林东临苏联边境，我们干活的地方周围都是山，见不到住户，东面远处便是虎头镇，日本兵在那里和附近都有驻军。我们住的是木棒搭架的席棚子，有十多间房那么长，四面透风，下雨时漏雨。席棚子就搭在草地上，夏天蚊虫肆虐，叮咬得浑身是包；冬天时棚子里也不许生火，劳工只好盖着家里带来的已经破烂得露棉絮的被、穿着衣服在寒夜中煎熬。棚里是两层铺，我住下层，由于挨近地面，极其潮湿，而且上铺有人还偶尔尿床，就像下雨似的，可是又不敢出声。共有十多个这样的席棚子，劳工有上千人都住在这里。席棚子外围拉着铁丝网，有一个朝南开的大门，门两侧是岗楼，日本兵在上面持枪站岗放哨，旁边有两个狼狗圈。
到虎林后，给劳工每人发一个茶缸子拴在裤腰带上作为饭碗，吃的却只有半碗高粱米饭和半碗稀汤（所谓的汤就是用咸盐水兑的）加一个土豆，或者是橡子面窝窝头，有时吃的是掺沙子的小米饭，嚼起来格格直响，只能皱着眉硬往下咽。吃饭要排队去领，日本兵还端着上刺刀的枪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监视，严禁劳工吃饭时交头接耳，要是看谁不顺眼非打即骂。他们养的狼狗睡觉时还铺着垫子防潮，吃的是大米饭，在那个当亡国奴的岁月里，劳工们竟然不如他们的狗呀！
因为卫生条件极差，棚子里跳蚤、虱子四处乱蹦乱爬，劳工们身上的虱子就更多得数不清了，晚上大家痒得受不了就抓，有的甚至直接用铲子铲。日本人做得更绝，他们见到后，干脆让劳工在工棚边支起蒸笼，烧好水后，将劳工聚集在一处，命令全脱光衣服，坐在地上等着，把衣服放在屉里蒸，冬天也是如此，根本不顾在寒风中赤身裸体瑟瑟发抖的劳工们。
干活的地方离住处很近，让我们干的是修山洞、挖战壕，用于防御苏联进攻，所有的山头上都有劳工劳动，满山都是山洞。劳动强度极大，完全用人力挖洞挑土石，日本兵架着机枪、端着刺刀在劳动现场警戒，严禁劳工左顾右盼，即使是鞋带松了弯腰去系也不行，如果觉得谁干慢了就用棒子、皮鞭劈头盖脸地打，有的当场就用刺刀挑死了。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食物，本来就饿得浑身无力，哪有力气从事如此繁重的劳作？劳工们连累带饿，很多人病倒了，可日本人说是装病，根本不给治疗，而且有时硬说是得了传染病，拖出去喂了狼狗。当时几乎每天都要死几个人。有的被打或生病无力再为日本人卖命干活了，日本兵过来往野外拉，又担心没有断气会趁机逃跑，就找来席子，把人卷上，再用绳子捆牢才扔。虎林山上狼特别多，夜间狼嚎声不绝于耳，这些可怜的劳工不用说肯定是成了狼的口中之食了。死了的劳工有的被随便找个地方挖坑埋掉，有的浇上汽油或架在木柴上焚烧，也有的弃之荒野，任凭狼群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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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刺杀大批劳工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44年秋季时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为保守军事秘密，对劳工们下了毒手。一天，他们借口改善伙食，向劳工们供给了大米饭，暗中在其中掺放了毒药，将劳工们都毒死了。万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来已经水米不进，昏迷不醒了，没有吃到这顿毒饭。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围都是死人。我担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丛中不动，夜间悄悄朝着一个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水坑里的水喝，饿了挖野菜吃，过了几天才见到一户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体稍稍恢复后，辞别他们继续赶路，一路讨饭走了两三个月才回到了家。
四、毫无人性的“人圈”
故事一：我们部落的人饿得像狼一样
讲述人：陶青山男，69岁，日本移民东北时，家里耕地被占，被迁移至黑龙江省方正县珠河乡。
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八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五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当时这儿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山和草甸子，也没有水吃，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那地方的水特别，浅红里带点锈色。当景看挺美，喝下去要命—可是这儿没有井，大家只能喝那个。我们用柳条罐打水，用不了几天，罐子就变得通红。那水喝了后，就生大骨节，很多人生病，很快就有人死了。
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给牛给马，结果来了之后，也没房子，我们就两家人盖了一个地窨子—就是在地下挖个坑，上面盖上树枝和草。我们家抓阄儿领了一头牛，但那是什么牛啊，又瘦又老。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搭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
有一年，我6岁那年，闹瘟病—后来我才知道是克山病，吐黄水，传染得厉害，村里人死老牛鼻子(意思是非常多)了。我父亲和大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那时，也没医生，日本人、“满洲国”都没人管。日本人来了，不敢靠近，挎着大刀、骑着洋马，离大老远地看。村里只有一个姓梁的，叫梁老二，会拔罐子，算是医生吧，整天穿着麻编衣给人看病，但他治不了病，再说哪有药呢？只要一看吐黄水，就知道完了。闹瘟病时，我母亲不让我出去玩。那时家家都不串门，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死了再抬出去。
据说，邻部落的一个叫张福森的曾给老黄家送来2斤小米—那可是金贵的礼物呢。走到黄家门口，张福森看到，两个孩子直挺挺躺在院里。心里想，黄大哥也太懒，孩子死了咋不埋？进屋见两口子蜡似的躺在炕上，用手推，还活着，快没气了。张福森也没办法，2斤小米放在灶头，把炕点着悄悄走了。大年初一，乘门岗警察回家过年，他又摸进来。黄家两口子早就断气了，门外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狗啃得七零八碎。再看那2斤小米，依旧撂在冰冷的灶头……那时都是这样，得了病就躺着等死。现在想想，那是什么世道啊？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那次闹瘟疫，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有10户“挑灶”。所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
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苦到什么地步？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我现在还记得，冬天出去干一趟活，回来筋骨上都是霜。
那时，大小伙、大姑娘光腚的多的是，没办法，有的人家连像我们家这么一床被子都没有。老周家就是，炕上铺的是木板，盖的是用草编的被子，睡一晚上，第二天身上都是刺。没有鞋，就在木板上穿绳子当鞋穿。他们家17岁的姑娘，烤火把腿上的肉都烤化了。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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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日本建设的集团部落中的中国人
最难受的是饿。地里产不出东西，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得了一把黄豆，不舍得一顿吃掉，想把它轧成大酱，蘸着吃，可以吃得久一些。她轧碾子时，我馋得受不了，就在后面伸指头蘸着吃，没想到牛一退，就碾着了我的手指头。碾掉了一截，母亲急得直哭。那一次，我差点没死了。手指头后来受风了，整个人抽风，侥幸活了下来。
地要自己开，因为是生地，地里一般草比粮高，所以收成很薄，开始时，日本人还给集中发点苞米，但发得很少，后来还没有了。没办法，只好出去偷。有点胆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到邻近—一般是去爱邻屯，在珠河的西半拉，去偷东西，就是偷地里的东西，早上回来，就带些土豆、茄子、豆角等吃的回来。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拦。都饿得像狼一样，看着都害怕，谁还敢拦！直到光复后，有了区政府，开始斗恶霸，斗地主，我才第一次穿上了衣服，是更生布做的，也有了糊涂(玉米粥)喝。
我是在建国后20岁结的婚，现在有6个孩子，只有一个在村里生活。我今年69岁了，现在还在种地。虽然生活一般，但自己觉得挺好。部落的那些旧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也不想说，但是，那都是日本人做的坏事，应该记下来—他们造了多大的孽啊！
故事二：“人圈”每天都要死几十个人
讲述人：赵明恩，男，84岁兴隆县蘑菇峪乡蘑菇峪村农民。
我们住在蘑菇峪人圈，是1943年修建的，从成功村往下所有村子的人都要进入这个“人圈”。这一带有三个“人圈”，河北面的叫蘑菇峪人圈，里面住的都是从别的村子搬来的人，大概有600多户。河对面的上游还有赵家人圈（30户），下游是陈家人圈（20户）。大集家并屯后，赵家人圈和陈家人圈都增到了100户，蘑菇峪人圈也增加到800户，有4000来人。日伪的一个中队，黑岩讨伐队和姜大队都驻扎在陈家人圈南边的高坡上，后坡上还有两个碉堡。我们这儿没驻日军，但他们隔三岔五的就来。
住“人圈”，最害怕的事是闹瘟疫。我们这儿闹时，蘑菇峪人圈里害这种病的人最多。症状一般都是头疼，发烧，昏迷，便脓血，稀便，闹得最厉害是1944年的七八月份，每天都要死几十个人，最多的一天抬出去的死人得有51个。有的是全家都死了，家里有一个人得了这病，你传我，我传他，快得很。到日本投降的时候，蘑菇峪人圈里没多少人了，死于瘟疫和被杀死的，不会少于2000人。
蘑菇峪人圈东边有三个杀人坑，每个坑里都得有几十具尸体。日本人杀人前，先鸣锣把老百姓都召集到一起，拉到杀人坑那儿，强制大家看他们杀人，他们就是想以此来警告那些想逃跑或者通八路的人。
1944年秋天，黑岩讨伐队一次就在这儿杀了12个人。日本人一边杀人，一边用凉水洗刀，最后，用来洗刀的桶里的水都变成红的了。黑岩是讨伐队的队长，身穿黄褐色的军服，挎着东洋刀，肩章上有黄色的三道杠，老百姓都特别怕他，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我们这一带的人都叫他老黑岩，他经常把人抓到“无人区”杀掉，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我们这一带的大人哄孩子哄不下时，大人就吓唬小孩儿说：老黑岩来了，快别哭了，再哭，老黑岩就抓你来。果然，孩子就不哭了。
我们村子河对面大东沟那儿就是杀人坑，前几年整地倒坝时，挖出来的人骨足足装了一大马车，这也就是一部分尸骨，现在那地底下还有好多尸骨呢。
故事三：人圈里好多家都有遮羞坑
讲述人：邓一民，男，70岁。承德市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1942年，日军大规模地在长城沿线修“人圈”，六七岁的我就和家人住在兴隆县大帐子乡大坡“人圈”。时过多年，因为我当时年龄小，大多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有几个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
应该是1942年夏天，六七岁的我只穿着一件小肚兜，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拿着刺刀就在我的肚皮上比划，边比划边和另外一个日本兵呜哩哇啦地说话。我母亲也搞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当时她吓得脸色都变了。结果日本兵比划了半天，也没有杀我。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母亲吓坏的样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们本来在自己的村子里住得好好的，日本人一开始集家并村，修建部落，我们就被迫从原来的村里搬出来，所有人都不能住在自己的村子里，都被赶去修“人圈”。我们家住在南道村，也必须得搬走，日伪把石碾都给炸了，就是为了不让你在那里生活。什么是“人圈”，“人圈”就是修一堵城墙，得有10多丈高，四周有炮楼，有部落警站岗，部落警一般由村里的青壮年担任。人们被圈在“人圈”里，天亮到“人圈”周围三五里远的地方（“禁驻不禁作”地带）种庄稼，天黑回到“人圈”，不允许在外面过夜。村民办有良民证，出入凭良民证。
大的“人圈”住有日军、伪军、部落警，小的“人圈”就没有日军，再小的连伪军都没有。我当年住的“人圈”比较小，有三四百人吧，就没有伪军住，只有部落警。我记得修“人圈”的围墙是底下用石头砌，上头是土，在石头墙的基础上用门板夹着，村民们拿土夯将土墙夯实了。青壮年必须去修“人圈”。我妈妈当时怀孕，肚子挺大了，也得去，监工非常厉害，村民稍微停一下，就会招来监工的谩骂和毒打。
1942年的秋天，我母亲怀孕已接近临产期，但每天仍然得去修“人圈”的围墙，结果干活时不知怎么惹了敌人，敌人对她进行毒打，晚上回到家就生下了小弟弟，然后就去世了。这个小弟弟在人世间仅存活了3天，也去世了。这些都是姐姐告诉我的，当年我太小，还不知道母亲的去世对我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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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失去双脚，每日爬行，露宿街头的流浪汉（1939年）
我们当时住在“人圈”里，收的粮食交给日伪。你给他们都是好粮食，等到他们给我们配给，则净是一些发霉的高粱米，配给的量还特别少。我记得火柴、盐也是配给的，还有洋土布，配给的很少，一家人只有一身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没衣服怎么办？屋里地上挖个坑（坑一般有多半人高，齐腰。）家里来外人了，姑娘媳妇什么的就蹲在坑里，这坑叫遮羞坑。我记得我们那个“人圈”里好多家都有遮羞坑。
住的就更差了。从原来的村庄被赶出来，到“人圈”里落家，村民根本没有用于修建房屋的建筑材料，根本没有条件修建一所像原来的家那样宽敞和结实的房子。日本人不管我们怎么住，必须得在规定的日期搬离原来的家，到“人圈”里去。但是一家人总得有地方住，有地方挡风遮雨，大家只好搭个简单的窝棚，材料是柴草和木头，大部分的人家都住在窝棚里，而且一般都是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小窝棚里，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里有时能住个两三家。
恶劣的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导致了后来的瘟疫泛滥，到了夏天，死于瘟疫的人接二连三的被抬出去。我记得每天都有人死于瘟疫，被抬出“人圈”，有时一天能抬出好几个。冬天里，房屋不御寒，又没有很多的衣服和棉花，也有人被活活冻死，一般都是老人和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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